育儿教育与服务   小儿推拿领导品牌

文章出处：http://www.infzm.com/content/17261/0

食品安全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到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关系到政府和国家的形象。各地区各部门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思想，全面履行人民政府的职责，切实把食品安全工作放在突出位置抓紧抓好。——温家宝

2006年《民以何食为天》入围两年一度的德国“尤利西斯国际报道文学奖”。英文、德文、意大利文、韩文、日文版相继出版。2007年1月，《民以何食为天》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中文修订版。

2008年8月，中国作家周勍的《民以何食为天》日文版获日本《产经生活新闻》“期待畅销书”银奖。这家面向已婚妇女的报纸，从2007年开始举办“夫人选的BOOK大奖”，今年是第二届。各界专家和读者代表从557册报名的出版物中选出各领域的20种书，最后由读者投票决定获奖作品。图书评选分“期待畅销书”、“能提高家庭妇女能力的书”和“想让丈夫读的书”三类，各设金银铜三等奖。《民以何食为天》获得了“期待畅销书”类银奖。

2004年9月，周勍花了两年时间调查，写出十五万字的《民以何食为天》，最初发表于《报告文学》。这部被批评家形容为“触目惊心”的报告文学一出世就引起各方关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书报文摘》进行选摘。

在2003年的时候，周勍想写一部关于中国人精神消费现状调查的书。起因是看到读中学的儿子所学的教材多年不更新，就想把中国人的精神消费作一个系统的观察。他对人说这个计划，聊着聊着就有人说，还精神呢，吃的问题远比精神问题大得多。于是他决定把食品当一只麻雀，来解剖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

“比跟踪毒贩还惊险”，是周勍对调查食品安全过程的自况。

2004年8月份，周勍通过“线人”联系到一个专卖“瘦肉精”的老板。讲明是家里老人得了一种慢性病，需要“瘦肉精”做药引子，想买一点。对方开始非常警惕，在线人的一再解说和央求下，勉强答应了这样一种不亚于贩卖毒品似的交易方式——先把钱给他，再告诉他详细地址，然后他再通过邮局快递“瘦肉精”。等一切谈好后，趁对方不注意时，周勍悄悄拿了一把“瘦肉精”。可待周勍和线人坐上公共汽车暗自欢喜地往省城赶了近一个小时的时候，险情发生了：“三四辆摩托车发疯似的拦在了我们的公共汽车前，他们一个个挥刀舞棒，不由分说地几乎是把我颠倒着拖下了汽车。幸亏我也算见过一些所谓的江湖世面，一口咬定就是为家里的老人治病心切，这样方才得以从刀棒之下脱身。”

这个工作做了一半，困难重重。使周勍最后下决心全力投入食品安全调查和写作的动力之一是一件小事。一个西藏朋友的姐姐得了子宫癌，周勍到北京肿瘤医院帮忙去找医生。他在医院的挂号大厅排队。北京肿瘤医院汇聚了同领域最有学术水准和经验的医生，全国各地肿瘤医院到这里观摩肿瘤手术的医生，两年前排队都排到2009年。“有一个小女孩在地上跪着哭，她跟医生说，妈妈的奶牛坏了，求你们给妈妈挂个号，我一下没反应过来，跟她聊，才知道她妈妈是乳腺癌，后来还真帮她挂上号了。我跟一个著名的肿瘤学家谈，她说三分之二癌症是吃出来的。妇女得乳腺癌和子宫癌与缺乏安全性的饮食和化学品的污染有关。乳房是每个人生命得以延续的东西，子宫是每个人生而为人之前的第一所房子，这些都被病患所损伤，不做点事会觉得自己没法面对。”

《民以何食为天》发表后，周勍曾先后访学于美国、德国、意大利、法国、瑞典和俄罗斯的相关学术机构，就全球性的食品安全问题做多场演出，他成了一个食品安全的布道者。

“吃的问题远比精神的问题大”

南方周末：当初为什么想写这样一本书？迄今为止读者对这本书的反应出乎你意料么？

周勍：实际上最先是想做一个中国人的精神消费。我想把中国人的精神食粮是什么东西，做一个切口。聊着聊着就有人跟我讲，还精神，吃的问题比那个大得多，我开始做的时候想把食品当作一只麻雀，来解剖当代中国社会问题。2002年下半年我开始做的时候，中国食品业一片太平，没有什么事。我本想打动别人的思想，最后打到别人的胃上。从头脑滑到了胃。我的书刚在《报告文学》上发表的时候，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就有人买到了，他们摘录了约两万字发在《书报文摘》，据说高层很多人都批了字，他们觉得我的书还是比较正面的。从这本书出版到现在，还没有什么恶意的评价。

南方周末：写完《民以何食为天》以后，你还继续关注食品安全的问题么？

周勍：还在关注。我到各地演讲，国内国外跑了很多地方，具体的想法基本就是“自救”吧。就是要教会大家如何应对食品安全的问题，要教会消费者，更重要是教会加工者和生产者如何加工生产，当然这应该是政府的责任，但也是民间的责任。农民如果不知道如何加工自己的食品，消费者如果不知道怎么消费，那是很可怕的事情。我觉得这是民间社会应该负起的责任。我在日本认识一个老太太，她在日本搞无公害农业，她就是一个家庭妇女，但搞得非常好，跟她周围的人十家八家联合，然后再跟附近的农场签订合同，说你们种粮食和菜的时候不放农药或者少放，按规定放，我们这几家人就上你那里采购。这就会形成良性的互动。这个日本老太太是1970年代搞的，日本那时民族主义兴盛，人们说她是疯子，砸她家门，砸她家玻璃，烧她家东西，但是到现在，这样的机构遍布日本全国。中国现在也有，北京有个农场主，是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台湾人陈礼贞，她在东郊搞了一个名叫又牛又绿、七十亩的家庭农场，跟日本一样，十几二十家人，都在那里定期采购，这样慢慢地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食品安全的环境，我觉得这是中国将来的希望。改变食品安全状况，教会生产者、消费者应该学习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培养一个人的群体组织能力，这是对将来社会变革、变化的良性的促进。

“食品安全问题全球都有”

南方周末：你的书里描写了食品安全的现状，本土的调查多，国外的食品安全你关注吗？

周勍：当然。食品安全问题全球都有，食品安全的历史也是跟人类进程差不多，从吃不饱到吃饱，到吃好，到吃安全，是这样一个过程。吃不饱的时候是什么都吃，安全问题是不用讲的，这是人类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进程中的必经之路，一个好的制度会让这个道路越来越短，成本越来越少。1906年，在美国小说《屠场》出来以前，美国的食品安全状况一定比现在中国糟糕得多，美国扒粪运动就是从《屠场》开始，促进了美国的新闻法和食品安全法的出台，改变了美国的食品现状。

再比如日本，上世纪50年代左右食品安全状况非常差。有一个教授叫田中克岩，他给我讲那时候美军驻日本，小孩子头上出虱子，就用六六粉直接喷到头上，蔬菜也是这样喷。随着社会越来越发展，其他国家发展的经验，比如说像食品安全方面的经验，要有一个良性的制度，像海绵一样吸收这些好经验，过滤掉废物或者渣滓。

南方周末：以你长久的观察，食品安全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周勍：是制度和成本问题，资本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所以食品商也好、相关企业也好，通过造假，为食品施加添加剂也好，都是为了获得最大的利润。如果一个国家法治健全的话，一般的商人不敢冒这个险，一旦犯法，他就有可能倾家荡产，甚至永远不能从事这个行业。

食品安全管理在欧美是非常严格的。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2006年在德国，出现过一个土耳其烤肉事件，过去在冷战期间东德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土耳其过来的劳工，慢慢地土耳其人就待下来了，和东、西德开始做生意，他们和在海外的中国人一样，谋生的手段一般是做餐饮业，土耳其烤肉有点像中国的肉夹馍，满街都做这个。有个司机发现了土耳其烤肉里面有过期的肉，他开车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运肉，发现肉有味，就马上报告了警察，查出来这个肉有问题。然后土耳其这个肉店老板自杀，在很长一段时间土耳其烤肉店的生意萧条。今年8月，我在德国看到土耳其的烤肉还没缓过来，很少人去。更重要的是，揭露这件事的司机成为当地的英雄，民众很尊敬他。

南方周末：中国的食品安全管理和西方的有什么差别？有哪些经验是可以借鉴的？

周勍：西方有个标准是“我用手中的钞票为我的食品安全投票”，就是促进食品安全非常重要的方式。当然，它们食品安全的管理极其严格，特别是北欧和美国。1999年我去美国住的时候，有时候去买菜，四棵小白菜，想想应该很便宜，结果花了我几美金，我平时一美金买一堆，后来才知道这真是有机的，没有化肥没有农药的，这就是说西方的食品安全管理已经很成熟。在俄罗斯卖西瓜是不能把西瓜打开的，我在俄罗斯买西瓜说要把西瓜打开小口看生熟，卖瓜的人说不允许，俄罗斯卖西瓜没有一个带刀的，刀上如果有污染呢？这是法律规定的，几十年了。俄罗斯按说生活水准跟咱们差不多，但是这方面有非常严格的法律规则。

我个人认为，对食品工业适当地开放传媒监督，是扭转食品安全现状的惟一有效方式。由于法律成本过高，加之老百姓没有鉴别食品安全与否的专业知识，因此，在食品的消费过程中，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是弱势个体，无法抗衡食品加工企业。只有政府出面调解，才能负起这个责任。